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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刑事訴判關系解構

        發布時間: 2020-09-07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權力制衡效果,不僅讓檢察機關的客觀公正屬性得以強化,也制約了法官的量刑權,被告人在量刑公正上將獲得更大的保障。

        穩定的客觀法秩序可以大幅降低司法成本,將最重要的資源配置在不認罪案件中。事實上,在客觀法秩序中,檢察機關作為公共利益代表在處理刑事案件中并不局限于起訴,而是將刑事案件視為一種公共利益的糾紛化形態。

        訴判關系,是指訴訟請求與司法裁判之間的關系,是因訴請生成的訴訟客體在得到審判機關確認過程中形成的互動體系。訴判關系在司法實踐中主要表現為訴判同一與訴判差異兩種形態,訴判同一抑或訴判差異的分界線在于法院的判決是否超出了訴訟請求的范圍。刑事訴訟中的訴判同一,是指法院審判行為指向的訴訟客體應與檢察機關經由起訴所確立的訴訟客體保持一致,也可以認為是刑事裁判的人和事的范圍應當與起訴指控的人和事的范圍保持一致。訴判同一原則是由現代刑事訴訟中嚴格遵循控審分離的基本結構所決定的,對被告人的有效辯護以及避免恣意裁判具有制度保障性。不同的銜接方式將對應著訴判關系的不同運作。差異化或一致化各自所追求的價值目標讓訴判關系在轉化中不斷調整。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長期以來,我國法律賦予了法院在追求實體真實責任中的變更裁量權,而檢察機關對罪名和量刑的請求權則一般為模糊的有罪判決請求權。

        但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則完全扭轉了這種訴判關系格局。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在認罪認罰案件中一般應當采納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以及提出的量刑建議。對檢察機關在起訴書中量刑建議部分先行建議調整后仍然明顯不當的,方能改變量刑建議而作出判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強調法官應當尊重審前控辯雙方就定罪事實與量刑結果達成的訴訟合意,就是調整改變刑事起訴與審判關系的初級目的。

        筆者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訴判關系的改革卻是結構性的,量刑建議本身并不能全面準確地提供解釋力。訴判關系的重新構建也必須跳出量刑建議的局限范疇,而對相關制度進行全面分析。

        量刑建議、訴判爭議與起點邏輯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量刑建議的形塑。認罪認罰案件的量刑建議和過去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過程中提出的量刑建議具有本質區別。量刑建議結構經制度塑造后實現了功能轉變。

        首先是在結構上實現了內向與外向的雙重轉變。一是從法律意見到法律關系的內向轉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將量刑建議塑造為一種擬制的法律關系,是檢察機關結合案件事實、全案證據以及各種情節,在審查起訴過程中,聽取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對從寬的量刑意見后,所形成的待法院確認的法律關系,嫌疑人簽署的具結書就是這種法律關系的載體之一。這種求刑權具有量刑上的協商性,是一種雙向甚至多向的權責輸出,具有一定的訴訟契約意味,主要體現了檢察機關與嫌疑人之間的合意。二是從求刑建議到量刑初審的外向轉變。認罪認罰從寬中的量刑建議從屬于宏觀的量刑程序,也導致了量刑權力配置的變更?,F在被告人選擇認罪認罰的案件中,獲得最終量刑需要經過國家機關的兩次審查,檢察機關在認罪認罰案件中的量刑建議就屬于量刑程序中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初次審查。

        正是因為量刑建議在結構上的轉變,其功能也發生了轉變。一是凸顯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權力制衡效果。不僅讓檢察機關的客觀公正屬性得以強化,也制約了法官的量刑權,被告人在量刑公正上將獲得更大的保障。二是以新的方式聯結了起訴與審判。在認罪認罰語境中,審查起訴的重心將放在如何提出量刑建議上,基于檢察官客觀義務,在與嫌疑人協商量刑從寬之前,必須查明、固定整個案件的量刑情節,進而給出一個相對確定的量刑建議,審判階段也是以量刑建議所生成的量刑程序展開。所以,量刑建議改變了過去檢察機關以定罪請求為聯結樞紐的格局,法官是否采納與變更量刑建議成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關鍵之一。

        確定刑量刑建議與幅度刑量刑建議之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我國刑事司法體系與國際主流體系接軌的重要渠道,也是提升刑事司法體系參與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工具,所以必然要求對我國傳統的刑事司法體系及理念進行變革。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由此對量刑建議賦予了裁判約束力,量刑建議成為聯結控辯審三方的重要制度載體,量刑建議本身的結構與功能也發生轉變。過去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通常會采用相對確定的量刑建議(幅度刑量刑建議)甚至概括的量刑建議,認罪認罰從寬試點后,檢察機關則傾向于提起絕對確定的量刑建議(確定刑量刑建議)。檢察機關有堅持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的理由,而法院有接受幅度刑量刑建議的合理理由。

        量刑建議為訴判關系調整提供了起點邏輯。量刑建議對訴判關系的影響在于一種起點邏輯,筆者認為,由于量刑建議與量刑結果受到主觀認知過程影響較大,通過不同類型的量刑建議影響的僅僅是制約的程度,是訴判關系調整中的一個直接促發點。

        規范調整下的訴判關系

        2019年10月“兩高三部”出臺《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吨笇б庖姟返?3條規定,辦理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檢察院一般應當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在賦予檢察機關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基礎上,也賦予了法院直接不采納和建議調整后依法判決的權力,較好地形成了權力制衡。

        值得注意的是,《指導意見》第40條第2款規定,對于人民檢察院起訴指控的事實清楚、量刑建議適當,但指控的罪名與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聽取人民檢察院、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對審理認定罪名的意見,依法作出裁判。與第40條第1款第3項規定的“起訴指控的罪名與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不采納量刑建議相對應。事實上形成了法院對檢察機關申請主導程序的全面審查機制,指控的罪名與達成的量刑建議均要在認罪認罰從寬案件審理中受到審查。若指控罪名與審判罪名不一致,由指控罪名生成的量刑建議自然也就無效。從《指導意見》出臺至今,法檢兩方的訴判關系整體處于緩和狀態。

        客觀法秩序對訴判同一的要求

        如前所述,不同的銜接方式對應著訴判關系的不同運作,訴判差異更多是基于主觀法權利的充分保障,但是,世界主要法治國家的刑事訴判關系基本都經歷了從保障主觀法權利到構建客觀法秩序的轉變歷程,其中最重要的動因就是司法效率與資源成本的優化配置。穩定的客觀法秩序可以大幅降低司法成本,將最重要的資源配置在不認罪案件中。認罪與否就成為一道重要的制度分水嶺。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對抗制訴訟模式中,選擇審前有罪答辯的被告人通常會對法官的審判權產生約束,即不經過罪與非罪的審理而直接進入量刑程序。被告人實際上放棄了程序中主觀法權利的程序保障,來換取實體上的量刑減扣。這個選擇過程對訴判關系產生著影響。在意大利,法律并不要求法庭審查證據或核實那些看起來證據確鑿的案件。在瑞士,法庭并沒有主動審查證據的義務。俄羅斯的法律并未規定法庭有明確義務去審查辯訴交易案件中的證據。但是對證據的審查義務是從法庭對辯訴交易條件是否滿足的核實義務中邏輯性地推出。在很少的案例當中,至少在某些情況下,基于推進程序進行的目的,法律要求法庭整理并審查案卷當中沒有的證據。而在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中,即便被告人認罪而作出有罪答辯,也不能約束法官的審判權,法官仍然有權力對事實進行審查。在德國,就算認罪協議已經達成,法庭也有義務去整理那些與案件某些方面有關,并且有助于其作出決定的證據。

        可見,世界各國對被告人在辯訴交易中作有罪答辯后的法官審判權作出了不同的規定。一些國家排斥了法官對事實、證據的審查權,而直接進入量刑程序,一些國家仍然基于查明實體真實的目的保留了法官的審查權。但對于訴判同一原則的遵循始終貫穿于認罪協商制度中,只是法檢之間行使權力的方式不同。盡管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同于國外的辯訴交易,但是,在相當程度上,我國也是基于對客觀法秩序構建的考量,將認罪認罰從寬作為重要訴訟原則寫入刑事訴訟立法。不同于以往對具體程序的刪減或增補,認罪認罰從寬的立法用意顯然超越了一般的程序要求,其中的三個要求可以塑造我國特有的客觀刑事法秩序。一是要求根據認罪而流程提速,二是要求根據認罰而情節確認,三是要求根據從寬而確定兌現。這三個要求基于審前契約主義與法院居中裁判的法理內涵,法院一般應當采納認罪認罰案件的量刑建議。事實上,在客觀法秩序中,檢察機關作為公共利益代表在處理刑事案件中并不局限于起訴,而是將刑事案件視為一種公共利益的糾紛化形態。

        訴判同一原則與訴判角色轉變

        由于我國的刑事訴訟并未嚴格遵循訴判同一原則,所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采取了職權主義國家的做法,對案件實體真實的證明保持審慎態度。與此同時,客觀法秩序又將訴判同一植入到訴判結構中,從而引發了法檢角色在全新制度環境轉變時的認知分歧。關系互動是關系動態平衡的基礎,法檢關系的互動變化形成了不同的角色關系。

        不同于美國積極的檢察官與消極的法官關系,也不同于德國消極的檢察官與積極的法官關系(在美國,無論是嚴重案件還是輕微案件,辯訴交易都發生在提起訴訟之前。在德國辯訴交易制度中,檢察官承擔著啟動程序的任務,而具體的交易則在法官的參與下,由法官與被告人達成協議。作為制衡,這份認罪協議需要得到檢察官的同意。)我國是積極的檢察官與積極的法官關系,即檢察官在審前促使被告人簽署具結書,提出雙方認可的量刑建議,起訴到法院后,嫌疑人的認罪并未導致審判的消失,法官仍然要全面審查案件。雖然我國法官又采用了裁判中立原則,并不干預審前的協議。但是只要在庭審環節嫌疑人提出新的量刑情節事實或者發生了法律規定的情形,法官將較大可能地將認罪量刑的裁判權重新劃轉到庭審范疇中。法官在這種情況中與嫌疑人達成的協議并不需要經過檢察官的同意。

        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塑造了一種法檢雙方均很積極的訴訟角色。在制度試點的初期,有人對法官角色的認識產生了偏差,誤認為我國的認罪認罰模式是采取了美國的司法克制主義,由此產生了對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的不適與反對,而后期正式立法之后以及《指導意見》的出臺,對法官角色的認知逐漸回歸理性,并擁有了對檢察機關審前的訴訟行為的監督權。必須認識的是,我國檢察機關在與嫌疑人、被告人協商過程中,并沒有美國檢察官在談判過程中所擁有的“認罪”與“審判”間的巨大量刑差。在這種情況下,法院的審判權并未受到侵蝕,只是法官的審判權受到了一定制約,而這種制約又通過法官的監督權予以平衡。

        檢察官所主導的,更多體現在對客觀法秩序的建構上,以及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遵循訴判同一的推進上。

        正如一些受訪檢察官所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事實上將庭審上可能出現的潛在沖突前移至了審查起訴階段,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并未讓檢察官的工作量減小。這也正體現了我國刑事訴訟三機關之間的配合與制約。同時也應當看到,訴判關系是由國家在推動程序簡化而予以設計的程序性權力分配機制所決定。不同的程序設計決定了控辯審三方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也引發了其中的不同訴判關系。實際上,控辯審三方關系才是真正的權力制衡關系。而我國由于刑事司法本身的辯護體系尚不健全,在這樣的前提下討論訴判關系,容易將一個三方關系簡化為雙方的對向關系。訴判關系的權力分配并沒有太大的問題,因此最終的落腳點就應當共同維護一種公正體系,從而彌補辯護權缺失的不利影響。(檢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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